2021年09月16日 星期四 國內統一刊號:CN51—0098     中國?企業家日報

從《廢都》到《暫坐》觀照現代化語境下 知識分子形象的轉換再生

來源:企業家日報 作者:

  ■ 張俊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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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受改革開放影響,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市場經濟與商業原則沖擊著整個社會的精神價值觀念與生產生活方式,而曾作為社會啟蒙者的知識分子在傳統與現代斷裂的社會語境中陷入了迷惘的精神困境。1993年賈平凹先生出版的長篇小說《廢都》向人們展示了在這種時代語境下知識分子的焦慮與不安,掙扎與沉淪。時隔27年,賈平凹先生于2020年再度出版了一本現代都市題材小說《暫坐》,塑造了在現代化縱深發展的二十一世紀,物欲橫流的名利場中沉浮與妥協的知識分子形象。這兩部小說體現了在不同現代化階段的知識分子群體以及他們所面臨的轉換困境。本文通過分析小說所刻畫的知識分子形象,觀照他們在物質繁榮與精神荒蕪的現代化景象中的轉換再生,并探討當代知識分子在現代化歷程中被消費文化與大眾文化異化的處境。

  關鍵詞:《廢都》 《暫坐》 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群體一直在中國社會占據著重要地位,在歷史上他們曾無數次擔任民族的啟蒙者與時代的先行官角色,但這一群體的劃分并非根據職業或年齡等準確標準,知識分子的內涵也是相對模糊復雜的。根據余英時的說法,“知識分子”并不是完全指有知識的人,而是“首先也必須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的人,他可以是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藝術家、文學家、工程師、科學家或任何其他行業的腦力勞動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興趣始終限于職業范圍之內,那么他仍然沒有具備知識分子的充足條件”。他“除了獻身于專業工作之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益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于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私利之上的。”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這一類知識分子常常是作為國家的精英階層而存在,隨著現代化浪潮的沖擊,大眾文化與消費文化的發展將知識分子階層逐漸拉下神壇。在這種激變的時代語境中,知識分子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對自身身份認同的困境。文學是知識分子表達自我,書寫自我的重要領域,在這一領域中,知識分子既作為主體同時又作為描寫對象,將自身體驗融入了文學表現中,不同時代文學作品中的知識分子形象體現出了不同歷史背景中知識分子的處境與心理特征。

  賈品凹的《廢都》與《暫坐》兩部作品分別以九十年代與新世紀的中國都市為背景,展現了在現代化不同階段的知識分子形象。這兩部作品中的知識分子形象身上既有著作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由于時代價值追求與自身精神信念相矛盾的心理投影,又展現了一代知識分子在現代化進程中因缺乏身份認同而陷入難以轉換再生的精神困境。從莊之蝶到羿光,也反映了作家在不懈追尋著一條知識分子如何在新與舊的交替中實現精神的突圍,在現代社會中重新確證自我的理想途徑。

  一、在現代化轉換語境中迷失的自我——精神廢都中的沉淪者

  《廢都》創作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90年代初期,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型的特殊時期,商品化大潮開始涌現,人們的消費意識不斷增強。曾經象牙塔中的知識分子也在利益原則的推動下,開始有意迎合大眾趣味,進行一種有別于傳統文學的商業化創作。現代化發展使得資本一邊成就著知識分子,一邊又將知識分子拉下神壇。傳統精神追求與現代價值觀念的錯位使他們難以完成身份的順利轉換。正是在這種語境下,1993年中國的思想界進行了“人文精神大討論”,而其中首當其沖的問題就是知識分子問題。

  賈平凹創作《廢都》時,已經在西安這個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在這種現代化城市生活的影響下,受到了資本的侵蝕較為嚴重,作為一位有著鄉土生活與儒士道文化背景的作家,對于現代化,他表現出了一種批判反思的態度。“社會發展到今日,巨大的變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質主義的罪孽并存,物質主義的致愚和腐蝕,嚴重地影響著人的靈魂,這是與藝術精神格格不入的,我們得要作出文學的反抗,得要發現人的弱點和罪行。”賈平凹所說的“物質主義的罪孽”和“人的弱點和罪行”,在現代化社會以來最突出地表現為人欲望的膨脹與失控,隨著消費主義、經濟原則滲入到文化層面,精英文化不可避免被大眾文化邊緣化,知識分子的優越性、權威性也受到嚴重挑戰。這種物欲對人的異化導致了一批社會中具有衛道士精神的知識分子產生了信仰危機。曾經作為人類精英的知識分子被社會的輪盤無情地甩到了邊緣的境地,他們普遍感受到人文精神的失落,在傳統文化中處于社會權力和話語中心顯赫地位的知識分子,其靈魂在這社會轉型期一下子失去了支點而處于懸浮飄蕩狀態。這種體驗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就產生了一批具有“廢都型人格”的知識分子形象。

  《廢都》中, 作者通過描寫文人們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表現了一種人在面對精神困境時的掙扎與遁逃,并從理性層面上體現出作家對人類生存境況的深深憂慮及對現實、社會、人生哲理性的思索。《廢都》著重描寫了一批都市知識分子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主角莊之蝶。莊之蝶的人物設定是一位享有盛名的職業作家,他的生命軌跡代表了在現代化、資本化的社會中人文知識分子在傳統文學領域探尋精神轉換再生的歷程。莊之蝶一開始是有著自身的理想與堅守的,但在世俗社會中被名利所廢,他由于價值觀念、精神信仰受到摧毀與打擊顯得時刻處在一種焦慮、矛盾中,與妻子在一起時性能力的喪失就是對他人格理想幻滅的一種隱喻,而后來與其他女性的媾和又反映出他試圖在傳統精神廢墟上依靠某種欲望的滿足等重建自信,但在現代化、物質化浪潮中隨波逐流后,發現世界的虛無與荒誕,自身的無聊與渺小,最終莊之蝶與這群圍繞她的女性一起毀滅的結局似乎也在預示著這種精神重建的失敗。作家通過莊之蝶表達了對自身存在意義的困惑。莊之蝶多次想要逃離西京城,但都沒有真正尋求到新的道路與方向,最終只能重回牢籠。暗示了知識分子在新時代語境下想要重新尋回自身價值,獲得轉換再生的艱難。

  小說以一起有關莊之蝶等的官司為推動情節發展的主線,即周敏借助莊之蝶的名人效應撰寫了《莊之蝶的故事》,并在《西京雜志》上發表,因為涉及莊之蝶和初戀情人景雪蔭的戀愛往事,并以此為噱頭,導致景雪蔭以侵犯自己名譽為由,將周敏和莊之蝶告上了法庭。圍繞這場官司,牽扯出了一系列人物與事件。莊之蝶與一群圍繞他的女人發生的故事是小說的主要構架,而這場官司的起始、變化、敗訴則是小說的線索,經緯交織講述了莊之蝶在西京這座城市中被名利熏染,在迷茫、懷疑、痛苦中墮落。

  故事在介紹莊之蝶時,先通過他者的視角,從孟云房的口中將這一人物帶給讀者:“唯有第四個名人活得清清靜靜,他的夫人雖也雇人在碑林博物館那條街上開著個太白書店,他卻是不大缺錢又不大愛錢的主兒,只在家寫他的文章圖受活。但世上的事兒就是這么蹊蹺,你越不要著什么,什么卻就盡是你的。這四個名人中間就數他檔次高,成就大,聲播最遠。”莊之蝶在西京城是四大名人之首,是極具聲名之人,有著高于普通人的社會地位與優越生活。在西京城中,莊之蝶作為城市名人,被民眾所崇拜,他一方面享受這種名利帶來的快樂,一方面又為聲名所累,做出許多違心的事。比如寫文章為市長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巴結討好市長。為黃廠長賣假藥做宣傳、打廣告,最終受到了牽連。此外他與多個女人的糾纏是最能體現他的欲望膨脹之處,一開始他想通過這些紅顏知己滿足自身的性欲,彰顯自我的存在感,但最后她們的離去,昭示著莊之蝶企圖利用性來擺脫精神困境、實現自我救贖的嘗試以失敗告終。

  書中常提到一個詞,叫“潑煩”,這是西北土語,意謂因各種紛煩的事引來的瑣碎繁雜的困擾。這個詞不僅是一種現實隱喻,也是對莊之蝶精神狀態等的隱喻。這里“潑煩”包含了世俗社會與個人生存的煩惱,而造成這種煩惱的核心不是物質的缺失,而是喪失本真性而陷入靈與肉的矛盾導致的悲哀。最終,莊之蝶決心退出文壇,徹底放棄作為一個作家所賴以安身的寫作事業。莊之蝶選擇自己終結自己的文人之路,其背后隱喻的是社會轉型期知識分子自我身份認同的危機,以及他們在新舊時代更替的語境中進行轉換再生嘗試失敗的困境。欲望沖擊下價值的崩潰、信仰的失落導致知識分子人格的分裂與自棄。

  莊之蝶的墮落與頹敗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新變化與知識分子群體碰撞產生的悲劇。以莊之蝶為代表的這一代知識分子經歷了集體主義與理想主義高揚的六十年代。社會責任感、集體榮譽感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價值支點,也是傳統文人固有的文化信念。文化啟蒙的使命感伴隨著精英知識分子度過了一次次社會劇變,讓他們在動蕩中有所指向,有所堅守。而在新世紀文化轉型的背景下,這種文化信念被資本動搖了,那種傳統文人的濟世理想被打碎,市場經濟將知識分子的啟蒙者身份無形消解了。莊之蝶代表的是一批在現代化社會中無所適從的精英知識分子群像,他們一方面借著時代文化與經濟發展的浪潮獲得社會地位,彰顯自身價值,另一方面又為了適應資本需要,被迫放棄自身的文學品味與價值追求,他們獲得了物質滿足,但卻沒有獲得物欲滿足,欲求無度昭示著這批現代知識分子因信仰喪失而導致精神的空虛與寂寞。在社會劇變的時代語境下,莊之蝶們內心固有的價值追求在現實中無處安放,其作為知識分子濟世救命的理想神話被現實解構的支離破碎,在資本立威的現代社會中他們面臨著自我身份認同焦慮與轉換再生的困境,因此莊之蝶的墮落表層上是知識分子精神的沉淪,但其深層意義卻是對現實無言的抗爭與對這種抗爭失敗結果的反思與叩問。

  莊之蝶的悲劇不僅是個體墮落造成的,更是時代變革造成的,是一代知識分子在內在精神與外部現實交困的情境下,精神被物質泯滅,信念隕落的悲劇。《廢都》書寫的是一場博弈,是知識分子形而下的追求與形而上的良知的博弈,是傳統信念的堅守與現實物質的誘惑的博弈。小說中作為空間背景的西京是一座新與舊并存的城市,這座都市中尚未拆遷的舊街巷籠罩在高樓大廈的陰影之下,似乎就隱喻著知識分子在傳統信仰與現代觀念相矛盾的精神處境中被擠壓的命運,而舊事物舊思想的淘汰,主要女性角色的毀滅,莊之蝶的自我放逐也預示著知識分子精神的抗爭必然走向失敗的命運。

  《廢都》之“廢”是傳統知識分子身份的認同感與使命感在時代發展的洪流中被摧毀造成的。但“廢”的背后卻體現出一種精神重建的可能性。小說中莊之蝶在現實與理想的悖逆困境中撕裂與拉扯反映了知識分子靈與肉的內在搏斗,價值信念的左右搖擺。為了擺脫這種兩難的困境,擺脫在傳統與現實擠壓中的零余人身份,賈平凹所代表的這代知識分子群體不斷對自身時代身份進行反思與召喚,進行一種與時代相洽的轉換再生嘗試。

  二、在文化消費語境中出走的靈魂——暫坐茶樓中的零余者

  《暫坐》是賈品凹在《廢都》出版近三十年后再一次以西京為背景創作的都市題材小說。小說以當下“西京”的生活和文化狀態為背景勾勒出了作家羿光與暫坐茶葉店主海若等十個中青年女性的生活故事。這種故事結構看似與《廢都》頗為相似,都是以一個文人為中心,圍繞其與幾個女性之間的交往的主線,勾勒出一幅典型的“西京”文化市井圖,但《暫坐》的中心人物卻不再是男性,而是一群都市現代女性。羿光作為主要男性角色,僅作為一個配角存在,其名人、文人身份也沒有使他成為莊之蝶般眾星捧月的存在。這種人物角色安排似乎也在昭示著社會徹底進入新時代后知識分子的優越性在某種程度上被消解殆盡,知識分子也從啟蒙者降為與普羅大眾一般無二。消費文化、大眾文化在新時代商品經濟的加持下充分發揮了其解神功能。不過《暫坐》所展示的西京生活與《廢都》一樣也帶有很強的頹廢沒落色彩,在一種灰暗的背景下續寫了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這一點《暫坐》與“廢都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暫坐》與《廢都》所塑造的知識分子形象由于時代語境的變化,其差別較為顯著。《暫坐》寫于 2016年 ,隔了二十六年,無論是西京城還是西京城內生活的人都已經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的進步,物質的豐富不僅沒有使西京城內的人們獲得精神的滿足,反而使生活的愈加“潑煩”。《暫坐》中的主角也從聲名遠揚、各有神通的四大文人變成了一群八面玲瓏、美麗睿智、長袖善舞的佳人。羿光是小說中唯一正面描寫的文化名人,與他有來往的文人墨客少之又少,相對崇拜者眾多、時時有妻子與親友陪伴的莊之蝶來說,羿光是簡單而孤寂的。

  《廢都》的世界是以莊之蝶為原點構建的,而《暫坐》則只是將羿光作為小說的一個連接點,并未圍繞羿光展開,羿光的社交圈僅僅是作為一個陪襯存在。相比于喜歡四處游走的外向文人莊之蝶,羿光是個常隱藏于茶樓之上的小閣樓把玩文物或讀書寫字,偶爾與海若等熟人交談閑聊,較少外出訪客的內向文人。莊之蝶與羿光都是具有一定名氣,占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成功文人,二者都憑借自身的創作(寫作或書法)獲取社會財富,但《廢都》莊之蝶對于文化資本化,把自己熱愛的文學當作賺錢工具,始終心有不甘,這也使他常常表現出一種不忿與焦慮,想要逃離這種困境。而到了羿光這里,將自己作品明碼標價已成常態,對于這一點他沒有表現出莊之蝶式的痛苦掙扎。歷經二十多年的變遷,知識本子所自恃的那份清高也在資本的異化下土崩瓦解。往日恃才傲物的舊文人們也逐漸向現實低頭,放下身段參與到了錢權的追逐中。從政府特批的“求缺屋”到茶莊閣樓“拾云堂”,是空間上的由低變高,卻是心態上的由高變低。過去高高在上、人人崇拜的莊之蝶是妻子牛月清、情人唐宛兒、保姆柳月、底層女子阿燦和汪希眠老婆的心上人。她們對莊之蝶百依百順、癡心不改,所有的女人都是莊之蝶的擁躉,這體現出的不僅是一種極端自戀的男性中心主義,更是知識分子俯瞰眾生視角無意識的表達。在《暫坐》中這種以我為尊的精英觀蕩然無存,除了與俄羅斯姑娘伊娃有過一段曖昧,小說幾乎沒有對羿光與其他人情愛的正面描寫,多數人只是佩服其博學多才,通曉佛法,但都出于理性的崇拜,絕不會像《廢都》中眾女性的奮不顧身,以身相許。莊之蝶與小說中的主要女性幾乎都發生了性關系,并且是她們愛情與肉體的理想對象,女性在這里成了一種彰顯男性價值,突出男性魅力的工具人,與男性相比,她們是弱勢的作為陪襯而存在的花瓶。而羿光與眾多優秀女性之間的關系則是相對平等的,于“西京十三玉”而言,他是同伴、朋友、老師,是值得尊敬的智者,而非賴以生存的情人。羿光與各位女性的交往不是建立在肉體基礎之上的,而是一種精神空間的互通,羿光與眾人關系也因此變得疏遠,使得這一角色能夠從莊之蝶時時被女人、被世俗纏繞的潑煩日常中解脫出來,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看待眾生相。相較與莊之蝶,羿光不再以高高在上的態度與女人們交流,而是平和地與她們參禪論佛,討論人生,他坦然售賣自己的書法作品,毫不覺得羞愧與自責,這些是羿光與莊之蝶的不同,也是新一代文人較傳統知識分子文化地位與角色的根本轉換。

  《廢都》降生于后啟蒙時代初露端倪之時,莊之蝶作為尚未從傳統儒士觀中脫胎出來的舊文人的代表,難以迎合時代潮流完成自我身份的轉換與精神的更新,只能以自身的墮落抗爭墮落,演繹了一個“欲望英雄”最后的落寞。《暫坐》中的羿光卻并沒有被賦予相同的角色,在一切都被平面化、淺度化的消費時代,羿光等知識分子的價值也成了可以被量化的對象。《暫坐》時代的知識分子比起《廢都》時代的知識分子,連焦慮與反思的精神都已經喪失,在霧霾的籠罩下將自我隱蔽了起來,他們已經徹底失去九十年代社會精英與啟蒙者的地位,被迫融入商品化、資本化社會洪流中。謙和豁達的羿光是二十六年后的莊之蝶,經歷了現實的淬煉,接受了時光的打磨,他選擇了適應社會變化,隨波逐流,這種身份與價值觀的轉換再生既是一種被迫的蛻變,也是一種主動的逃離,擱置矛盾,也是放逐自我。

  莊之蝶俯瞰庸眾,鄙視骯臟的世俗,但又不得不委身于其中,在轉換的陣痛中苦苦掙扎。羿光則已經接受了自己知識分子身份的轉換,逃避了焦慮與思考的深度,自然地融入了蕓蕓眾生中。在這種意義上,知識分子由傳統的孤高自傲到時代交替的孤芳自賞再到新時代定勢的孤芳不自賞,其心態可以說完成了一個質的變遷。

  三、結語:逃避的逍遙隱士與掙扎的欲望英雄

  在現代文明沖擊下,傳統文人文化的頹敗,是一種“動蕩歲月里知識分子的‘文化休克’”。《廢都》與《暫坐》以“西京”這個古老城市為典型,描述了傳統士大夫文化在現代文明沖擊下的困頓和頹廢狀態,揭示其不可避免的沒落命運,具有時代史詩的意義。無論是《廢都》中名冠西京的大作家莊之蝶,還是《暫坐》里一字千金的書法家羿光,他們二人都代表了現代社會中名利雙收的精英群體,同時他們又面臨著現實與理想之間矛盾重重的困境,但二人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莊之蝶是清醒而瘋狂的,抗拒現實俘虜卻難以掙脫現實枷鎖,只能不甘沉淪地沉淪,讓自己的精神世界在現代化沖擊下毀滅成一片廢墟,卻無法在這廢墟上完成自我的重建。而羿光是清醒而理性的,他能準確認識到自己的處境并坦然接受自己的不甘與落寞,主動將自己拉下神壇,化作凡塵俗世中的一員,在知識分子的精神高地上冷眼旁觀著世事變遷。

  表面上莊之蝶是被腐蝕的墮落者,羿光是完成了自我拯救的超脫者,但事實上莊之蝶的反抗是隱性的,是更具有批判性的,類似于魯迅式的以絕望反抗絕望,莊之蝶以自我的毀滅完成了精神的獻祭。而羿光則代表了一種新的時代取向,即逃避傳統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以漠然的態度接受自我與他者關系的變化。由探討人文精神轉向塑造“平民意識”,體現的是賈品凹對時代變化的一種思考與對知識分子身份轉換的新認知與新表達。

  從《廢都》到《暫坐》經歷了中國現代化飛速發展的二十六年,它揭示了從精英文化、大眾文化、主流文化三足鼎立的九十年代到各方勢力此消彼長的新世紀,知識分子在其中幾經沉浮,其精神姿態與社會地位都發生了較明顯的改變。在資本的威壓下,大眾取得了與精英平等對話的可能性,而互聯網時代的來臨,進一步模糊了精英與大眾的界限。但資本一方面解構著知識分子,將他們拉下神壇,同時也在重塑他們,將他們再度升高。從周敏到高文來,從趙五兒到范伯生,從《廢都》中的一眾美人與官員到《暫坐》中的西京十三玉與領導,仍然有眾多人圍繞著這些知識分子,為他們背書。在文化消費時代徹底拉開帷幕的新世紀,羿光仍舊是西京城的一張名片,知識分子曾經由于拒絕資本對自身的重塑而陷入精神困境,但在降卑之后,逐漸接受了資本的重塑,才完成了由莊之蝶到羿光的蛻變。但當下這種去焦慮、去深度的麻木文化心態,刻意逃避理想信念的自我身份認知,是否意味著知識分子主體已經完成了適應時代的轉換再生?顯然這是存疑的。知識分子無論何時都應有一種時代啟蒙者的精神自覺,莊之蝶雖然較羿光顯得更加矛盾,更加與時代格格不入,但經他精神掙扎所表現出的反思性與批判性是更為震撼,發人深省的,因此他也作為一個失敗的“欲望英雄”在文學史成為了一代知識分子形象的代言人。而羿光的淡定自若、談笑風生反而使這一人物喪失了力量與深度,僅僅作為一個逃避自我以適應時代的逍遙隱士被淹沒在文化歷史中。(作者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2020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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